水上漂来的城市: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

发布日期:2020-05-02 10:27:32
倪玉平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“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”获得者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”项目主持人。出版有《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》《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, ca.1644-1911》《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: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》等学术著作,发表论文数十篇。 《姑苏繁华图》局部 资料图片 北京通州的大运河遗迹 资料图片 工人在京杭大运河通州段乘坐快艇(2019年摄) 新华社发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,以杭州为起点,以北京为终点,全长1797公里,自南而北沟通钱塘江、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和海河。古代修建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把物资从南方运到北方,而我国地势北高南低,如何利用人工河道把大量物资从地势低的南方往地势高的北方运送,我们的祖先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。他们利用沿线的河流、湖泊为大运河提供水源,同时在大运河上修建了很多的闸、坝以及各种配套工程,逐级提升水位。可以说,大运河是人类工程的奇迹,是中华民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奇迹,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成果集中展示的地方。 大运河开凿之后,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,被誉为是政治之河、经济之河和文化之河。作为明清时期国家首都的北京,更有从中受到巨大的滋养,甚至有“北京是大运河上漂过来的城市”的说法。 明代重建北京城 北京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。公元前1045年起,北京城为蓟、燕等诸侯国的都城。秦汉以来,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,名称先后称为蓟城、燕都、燕京、大都、北平、顺天府等。五代辽金时期,北京地区的地缘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。此前北京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,而且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区,城市职能以军事为主,加之经常成为战场,经济和商业并不发达。公元938年,辽朝以北京为陪都;公元1153年,金朝以北京为中都,北京的城市职称发生重大变化,城市地位大为提高。 元朝定都北京并称之为大都,当时城市格局呈长方形。元大都经济繁荣,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。元末农民起义,朱元璋派徐达北伐,率军攻下大都。洪武元年(1368年)八月,考虑到已经选定南京作为首都,而大都的建筑规制远超南京,会在事实上形成“僭越”,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,并下令拆毁宫殿。时任工部郎中的萧洵奉命到北平巡视,他目睹了元故宫的美丽深邃、流辉溢彩,并在《元故宫遗录》中做了如下记载:“凡门阙楼台殿宇之美丽深邃,栏槛琐窗屏障金碧之流辉,园苑奇花异卉,峰石之罗列,高下曲折,以至广寒秘密之所,莫不详具该载,一何盛哉!” 后来,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,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帝位。考虑到北京的战略地位,“北枕居庸,西峙太行,东连山海,南俯中原,沃壤千里,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、制天下,诚帝王万世之都也”(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一八二),最终于永乐四年闰七月(1406年),朱棣下诏从次年开始重新修建北京城。 修建北京的工程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持。永乐四年朝廷下诏从全国征集木材和砖瓦,“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、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山西”,“督军民采木”;命泰宁侯陈珪、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“督军民匠砖瓦造”。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和军士,“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”,“俱赴北京听役”。明朝甚至还从国外征集能工巧匠,征“交阯(越南)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至京”(《明太宗实录》卷七一)。 兴建北京城耗费巨大。为将湖南一带的木材运至北京,朝廷派“十万众入山辟道路,召商贾,军役得贸易,事以办”。修建皇宫所需的砖瓦,“在外临清砖厂,京师琉璃、黑窑厂,皆造砖瓦,以供营缮”。永乐六年(1408年),朱棣“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自南京抵北京,缘河巡视军民运木造砖”(谈迁:《国榷》卷一四),对运输和工程进度进行监督。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也记载:“经由运河进入皇城,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、梁柱和平板…这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,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。其中有一根梁就价值三千金币之多,有些木排长达两英里。”可以说,通过大运河的沟通连接,大量建筑材料和人力资源源源不断输入北京。 从永乐五年(1407年)开始至永乐十八年(1420年)结束,修建紫禁城和扩建北京城的工程得以竣工。同年十一月,朱棣“以迁都北京诏天下”,次年正月“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。御奉天殿受朝贺,大宴”,“大祀天地于南郊”,标志着北京再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。 为了不超过南京城的规模,朱棣把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缩小五里,弃用安贞门、光熙门,新建德胜门与安定门。朱棣这次营建紫禁城,还为整个北京城确立了一条由北而南的中轴线。原来环水而筑的金元皇宫,改称“西苑”“西海子”,作为皇帝的避暑行宫。明世宗时,又在“西海子”上建造起南北两座汉白玉桥,南面蜈蚣桥之南为“南海”,北面的金鳌玉桥之北为“北海”,两桥之间的狭长水面为“中海”。明代最初的北京城基本上是正方形,嘉靖时期,在北京内城的基础上修筑外城,使北京的布局情况变成“凸”字形。清代的北京城沿袭明代格局,基本未作改动。这座全新的建筑群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结晶,也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。 运河与北京经济 中国古代有修建运河的悠久历史。春秋时期,吴王夫差修邗沟,以实现争霸目的。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,修建了东西走向的隋唐大运河。因为隋朝的灭亡与此直接相关,唐代诗人皮日休还特意写诗《汴河怀古》: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元朝建都北京,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强控制和方便从南方征集物资,于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,派郭守敬任都水监,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。经过一年的时间,最终完成全部工程,定名为通惠河,京杭大运河的框架最终确立。 为保障北京的交通便利和粮食供应,在修建北京城时,明廷也开始着手疏浚河道。永乐九年(1411年),朝廷重修会通河和通惠河。运河开通后,交通便利,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大都通过大运河进入北京,甚至远达广州的商品也能出现在北京的市场上,“万国梯航,鳞次毕集,然市肆贸迁,皆四远之货,奔走射利,皆五方之民”,明代北京重新恢复了全国商品集散地的地位。(谢肇淛:《五杂俎》卷三) 伴随着物资运送,大量的人口也由南往北迁移。“都城之中,京兆之民十得一二,营卫之兵十得四五,四方之民十得六七”(于慎行:《榖山笔尘》卷一二),这些外来的人口,或是从事私营手工业,或是外地商人,极大促进了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。正统年间,明廷规定“原籍千里之外不能还乡者,许各所在官司行原籍官司照勘,原系军民匠籍,照旧收附”(《大明会典》卷二十),大批的外来人口便附籍于北京。正统十三年(1448年),北京城市人口已达到96万,若算上顺天府所辖各县,人口已突破219万。 这一时期的北京城,市场按专业进行分工,有米市、羊市、猪市、果子市、粮市、煤市、花市、油市等等。由于北京盛行“前店后坊”的经营模式,因此还有许多同行业的作坊集中于一个地点,形成了帽儿胡同、当铺胡同、棺材胡同、钱市胡同、煤铺胡同等专门的胡同市场。 北京是文化中心,城内有大量官员、文人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,对书籍等商品有很大的需求,书籍由此成为北京市场上的重要商品,“海内舟车辐辏,筐篚走趋,巨贾所携,故家之蓄,错出其间,故特盛于他处耳。”北京书市平日里多在“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辰门之西”,因为该地区是朝廷衙门集中所在;每逢会试时,则“列于场前”,供来京考生购买。(胡应麟:《少室山房笔丛·甲部·经籍会通四》)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北京市民养花之风盛行,花卉也成为明代北京的特色商品。每至四五月时,“市上担卖茉莉,清远芬馥”,即使在冬季,花商仍“盆盎种丁香花,花小而香,结子鸡舌香也”。由于“丁香花不堪翦佩”,茉莉花是北京市民普遍喜欢的品种,“雅客以点茶,妇人以耀首,为用百端矣”。(史玄:《旧京遗事》卷二)全年任何季节,商场上都有鲜花出售。鲜花点缀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。 清初入关,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,北京从明末的战乱中恢复过来,城市得到稳步发展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时,北京地区人口已达164万余人。到了十八世纪,北京城市人口进一步增加。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,当时北京城市人口远远超过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。他引用马加良恩斯神甫的话:“这座城市居民数量之多,我不敢说出确数,说了也无法相信。旧城和新城的每条街巷,无论大小,无论位于中心还是僻处一隅,莫不住满了人。各处人群之拥挤,我们欧洲只有集市上和宗教游行时的盛况差堪比拟。1793年北京的面积远不如伦敦,但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二到三倍”。(布罗代尔:《15—18世纪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第一卷,第664页)人口增加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,同样也带了巨大的消费能力,促进了商业发展。 随着分工的精细化,形成了以市场商业买卖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区域。崇文门外商业街区是行业较集中的地方。这里中药栈多,药铺主要是门市零售,而药栈是药材的大宗批发,不做零售买卖。与药栈相似,酒市也在这一区域。不论大饭庄、小饭铺还是酒缸等,都到崇文门外大街来趸酒。五金行大多数也集中在崇文门外一带。还有专业批发的粮食市、菜市、果子市、骡马市等专业市场。当时的谚语称:“东城布帛菽粟,南城禽鱼花鸟。”首善之区,求名利者,莫不云集。首都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是无限的。“北京控制着整个帝国的资源,既输入了货物也输入了人。输入的货物有金、银、铜、珍珠、玉石、精美丝绸、瓷器、皮毛、贵重药材当然还有武器和粮食,全都流入京城。”(韩书瑞、罗有枝:《18世纪中国社会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)专业市场的形成并且专营批发业务,说明当时北京城的商业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。 清代北京每逢会试之时,各地数万考生聚集于京,这些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,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商业的发展。“京师买卖,逢乡试会试年尤盛”,“休言刻下无生意,且等明春会试来”。(得硕亭:《草珠一串》)很多北京的居民做起出租房屋的买卖:“每春秋二试之年,去棘闱最近诸巷,西则观音寺、水磨胡同、福建寺营、顶银胡同,南则裱褙胡同,东则牌坊胡同,北则总捕胡同,家家出赁考寓,谓之状元吉寓,每房三五金或十金,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。”通过给出租房起一个吉祥的名字来获取额外的利益,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做生意手法。每当此时,“东单牌楼左近,百货麕集,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,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。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,市侩行商欣欣喜色”(震钧:《天咫偶闻》卷三),商人们大获其利。 明清时期,运河沿岸的八个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万~400万石的粮食(漕粮),供皇室亲贵、官员、百姓、兵丁等食用。漕运对于北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,除了稳定供应北京粮食,还携带其他商品至京贸易。乾隆年间,允许漕船回空时携载黄豆、瓜果、麦子等农作物,每条漕船的运载量上限为60石,雍正七年(1729年)时增至百石,嘉庆四年(1799年)增加为150石,这些携带的货物(土宜)都是免交关税的。同治五年(1866年),进一步规定回空漕船可以携带成本银500两的货物。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,主要有棉布、丝绸、茶叶、木材、纸张、瓷器、铁器等;从北方运回南方的则主要是棉花、干鲜果品和土宜。清代每年有6000多条漕船行运,由此不难想见,当时每年在运河上往返商品的数量之巨。 除了漕运,运河还要运送一些特殊的贡品。鲥鱼、杨梅和枇杷等江南新鲜物品,是明皇帝与宗室最喜欢享用的食品,运送的船只称为贡鲜船只。清朝的嘉庆皇帝也非常喜欢吃槟榔。贡鲜船在运河上行走时,不限时间,船到即须启闸。另外,朝廷每年还要从云南往北京输送大量的铜,以制成铜钱供百姓流通,这些船只的数量也非常多。 明清时期,南北经济交流频繁,京杭大运河是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。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,除九江关为长江关外,其余七个均设在运河沿线,从北至南依次为:崇文门、河西务(清时移至天津)、临清、淮安、扬州、浒墅、北新。天启年间,运河七关商税每年收42万余两,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%左右。清代商税收入进一步增加,运河沿线各关的税收已增至140余万两。关税大致按商品价值的2%~5%征收,由此也可倒推清代商品贸易的总量。 清代北京有四个税关:崇文门、坐粮厅、左翼和右翼。崇文门税关的地位非常重要,照例由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兼任税务监督。崇文门所收关税以茶、酒、烟、布等商品为大宗,数量常年保持在30万两的水平。位于通州的坐粮厅也很重要,“悉系南来货物及粮麦猪酒等税”(《明清档案》,档案号A97-118),主要根据货物的价值,分为落地、起京计数科税。如果货物在通州地区销售,会征收货物价值的8%;如果运往北京,税率为3%。1776年,朝廷更改坐粮厅的税率:谷米按石征税,牲畜按数量征税。左翼负责北京东部安定、东直、朝阳、东便、广渠、左安六门的税收,右翼负责北京西部的德胜、西直、阜城、西便、广安、右安、永定七门的税收。除征收商税外,左右翼还征收北京东部和西部的房地税银(房产交易税),每年税收各有数几百两至千余两不等,由此也可直观感受当时北京房产交易的盛况。 大运河与政治、文化 康熙南巡和乾隆南巡是清代政治史中的标志性事件。两位皇帝先后共12次南巡,对于稳定江南政局,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南巡跨越直隶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四省,往返的水陆里程3000余公里,每次历时都在100余日。康熙、乾隆南巡过程中,都以视察民情、治理河道为重要目标。为了笼络江南士人,弥合民族矛盾,康熙十八年(1679年)、乾隆元年(1736年)曾分别举行了博学鸿儒与博学鸿词,以促进满汉统治阶级合流。除了在北京开特科,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多次在南巡时召试诸生,给予功名,对于江南士人认同清王朝的统治,同样发挥了一定作用。 更为重要的是,当时的朝廷政令通过大运河,快速向南方各省发布,南方大员也经大运河把治理信息源源不断向中央输送,大运河成了政治统治的有力纽带。“东南之地河道繁多,例设水驿”,设水驿最重要的目的是“奏赎、公文俱归递送,欲使之从速而不至失误也”(《清朝续文献统考》卷三七五)。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等省的水路四通八达,均设船以供差使。军队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柱石,运河是明清时期调防军队的重要通道,尤其是派军队前往江南地区,运河一直是首选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年)规定,“出征官兵及驻防外省官兵,由水路前往者,按人数拨给船只”。(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六九五) 大运河对中外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明清时期,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。利玛窦从南京坐船沿运河前往北京,沿途经过许多城市,留下了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一书。日本、朝鲜也有许多使臣、官员、商人从杭州前往北京,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鲜官员崔溥,他从杭州到北京,回到朝鲜后写下了《漂海录》,其中有许多关于运河的记载。大航海之后,西方人不断来到中国,大多经由大运河与朝廷进行交流。荷兰使臣约翰·尼霍夫,英国使臣马戛尔尼、斯当东、阿美士德等人经运河返回南方出海,大运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《阿美士德使团出使日志》等,成为今天研究中外关系以及大运河的重要史料。 大运河与明清时代的文化艺术繁荣也密不可分。中国古典小说“四大名著”都和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施耐庵是江苏人,他在江阴写出《水浒传》,最后死于淮安,这些地方都是运河上的重要城市;而《水浒传》所描述的水泊梁山,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水源地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,但长期往来于江浙一带,尤其是苏州、杭州。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淮安,从小在运河岸边长大,川流不息的运河和四方交汇的风土人情,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和大运河关系更为密切:他的祖父曹寅担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,曹雪芹在江南度过了很长时间的锦衣玉食生活。后来家道变故,曹雪芹经运河回到北京,在饥寒交迫中创作出了不朽的名篇。此外,明清时期的很多小说也都受到了大运河的影响。《三言二拍》描写了很多运河沿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;《金瓶梅》的主人公西门庆就是生活在大运河沿线的清河县。 大运河也是当时的客运之河,大量的文人墨客通过运河进京赶考、谋求生活,他们的所见、所想、所思都通过诗词歌赋、杂记日志等形式作品保存下来。《熙朝新语》卷七记载:康熙八年(1669年),浙江德清蔡状元启僔京赶考,经过淮安山阳县时,科举同年的山阳县令拒绝接见,令门人“查明回复”。次年蔡启僔高中状元,特意作诗:“一肩行李上长安,风雪谁怜范叔寒。寄语山阳贤令尹,查明须向榜头看。”更巧合的是,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蔡启僔的侄儿蔡升元也高中状元,于是又有诗:“君恩独被臣家渥,十二年间两状元。”一时成为美谈。 大运河滋生的艺术作品也非常多,尤其是徐扬的《姑苏繁华图》(又称《盛世滋生图》),用了24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。全画长1225厘米,画有人物12000余人,房屋建筑约2140余栋,桥梁50余座,船只4百余,商号招牌2百余块,描绘了乾隆年间苏州的繁盛,被认为是继《清明上河图》之后的又一传世杰作。 大运河的开凿,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统一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,被誉为政治之河、经济之河、文化之河。回顾北京的发展历程,可以看出京杭大运河为明清时代北京的繁荣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。当然,明清时期的北京主要是商业性、消费性的城市。正如利玛窦所说:“人们说北京什么也不生产,但什么也不缺少。”大运河的存在是依附于北京作为都城的需要而存在的。一旦北京无力维持这种需要,大运河的功能便受到影响。晚清大运河开始丧失功能,运河沿岸城市逐渐衰落,北京也受到了巨大影响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确定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,北京再次焕发出活力。现代的北京已经不再单纯依靠一条大运河,而是全方位发展公路、铁路、航空等交通,积极推动工业、金融、互联网、文化旅游等各项业务的综合发展。当前,京杭大运河沿线正在全力打造生态经济带,这将开启北京以及大运河历史上的新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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